新华出版社新近推出《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作者阿尔巴托夫自60年代以来参与了前苏联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曾为前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决策方面的意见，并为之起草重要报告，是前苏联发展演变过程的目睹者和见证人之一。
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叙述了作者本人对前苏联自斯大林逝世至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后这段历史时期的观察和思考，重点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后漫长的停滞时期对前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下文是从中节选的内容。
在斯大林之后的我国社会历史上，很难确定哪些是进步的高峰和胜利时刻，出现过经济高潮和有成就的时期。可惜这种时间不长，而且政治和精神上的前进周期并不总是与之同步，但是我们都能说出在所有这些领域同时出现明显衰退的时期。这就是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初期。
我从经济开始谈起。到这个时期之初，十年前起步谨小慎微的经济改革的潜力已经耗尽。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它毕竟带来了一定的结果。但是它不可能以开始时那种状态长时间存在下去，改革需要发展，需要向前推进。这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保守分子利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例如利用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妒嫉（后者的名字是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利用一切机会损害改革的声誉。
经济发展动态中向坏的方面的转折，甚至可用确切的日期加以指明。第八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下降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分界线是1972年。
这是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呢？总的说来，不是。
可为什么已经发现了现行经济机制、整个国民经济模式的缺点乃至毛病，这种态度、观点、情绪还不及时改正呢？
我认为，第一是因为，不仅是群众，还有领导都没有看出、没有彻底了解经济的真实情况。极权主义的传统，热衷于宣传我们的成就，制止不住的向上报喜不报忧的欲望，这些都残酷地进行了报复。
当然，报喜不报忧的事对领导讲的要比对广大群众讲的多得多。然而一个人即使愿意向领导人说真话，那也是很难做到的。不仅是因为编造事实是从底层开始的，就是从工作面的虚报开始的，而且更是从企业、农场和农庄的虚报开始的。领导人之中很多人知道这一点，或者无论如何猜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表现出要把事情追问到底的决心。他们感觉到了有些事情不是这回事儿，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但却经常能够把注意力调整到另外的事物上去，生活在人为想象的和其他假设的环境中。例如，大家最喜欢的衡量成就的一个标准就是百分之百的完成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百分之百又能说明什么呢？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不过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花招，同社会的实际需要完全不相干。这种方法也从不说明这个百分之百是用什么代价获得的。
所以领导人感觉不到正在逼近的危机。我和我的许多同事多年来参加一年一度作为例行召开的讨论计划和预算的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从送到我们手里的文件中，以及从政治局对计划的讨论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话题基本上只涉及相当细小的下属部门之间的相互抱怨，主要是使收支平衡不要出赤字，即商品周转计划应当与货币收入相适应。如果什么地方出现80——100亿甚至50亿卢布的缺口，那么这对于巴伊巴科夫（当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个聪明的人，与其说他是经济师，不如说是工程师）、柯西金、后来是吉洪诺夫说来，将是最大的真正灾难性的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本人说来同样是如此。那时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提出紧急措施计划，包括提高某些商品的价格，为的是使计划和预算“保持平衡”。但是却很少有人对下述情况感到不安：成百亿甚至成千亿卢布由于可怕的损失或由于“世纪工程”而年复一年地白白丢掉了，冻结在“长期建设项目”上，耗费在无用产品的生产上（更不必说用在严格保密的、吸干了经济的血的、连多数领导人都不知道其确切数字的军费开支上）。把问题缩小为一个财政纪律问题永远不能够医好严重的经济疾病。
另一个不论是领导上还是广大群众直到危机到来时未能察觉日益临近的经济灾难的规模及其迫近的速度的原因是，国民经济中日益扩大的空洞是依靠野蛮地和掠夺性地开采国内巨大的然而不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依靠节省环境保护费用和社会开支来填补的。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量出口石油（然后是出口天然气），特别是在1973年秋发生了中东战争，成立了石油输出国国际组织（欧佩克）之后。
1973年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因石油价格太高，有时也因为石油本身不足和供应中断而发生困难。限制石油产量和使价格暴涨的“欧佩克”这个名称本身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恐惧和厌恶。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回想起这些事件，并加以分析，我不可改变地得出结论：欧佩克的主要牺牲者是我们，是苏联。这一点是完全确实的。石油高价格时期正好是同我们开发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多半不会再有的巨大宝库——秋明石油和天然气的时期相一致的。那时我们便把载能体出口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我国的石油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但是由于燃料不足，在航空运输中每年都发生严重混乱，对于我国拥有的数量不算大的汽车说来，汽油也不够。不仅如此，由于拖拉机和卡车缺少燃料，我们十分需要的谷物收成的很大一部分白白地丢掉了，迫使我们在国外出售更多的石油，为的是进口谷物。仅举一个例子说明这方面隐藏的潜力。据日本东洋化纤研究所的计算，如果苏联的冶金工业按照日本冶金业（顺便说一下，日本冶金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苏联的专利和特许证建立的）的工艺进行生产，那么所节约的能源大体上相当于苏联全部原子能的产量。我们（其中也包括我）把这一点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但冶金部巧妙地把问题遮掩过去。这已经不是在停滞时期，而是在1988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只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开始得出结论，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有鉴于历史向我们提供的这个痛苦的教训，我开始考虑另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取得真正的进步和繁荣的。也有很少的例外，例如人口稀少，盛产石油而又善于经营这种财富的波斯湾国家。但是这些都是例外，如果拿也是盛产石油，但是没有获得如此成就的墨西哥、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上述规则就得到了证实。反之，不论是日本，也不论是西德还是韩国，如同其他许多国家或迅速发展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并不拥有自然资源。而在我们这里恰恰出现了理想的结合——丰富的自然资源、杰出的科学和文化、劳动资源、人口，如果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使物质和精神刺激机制、创业精神和竞争机制充分运用起来，我相信，人民愿意并且能够很好地工作。当然，必须创立正确的物质和精神刺激，充分发挥创业精神、竞争的作用和搞好市场改革。
现在回到我国经济日益衰退（其实其他所有的生活领域均如此）的难堪岁月，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到这一时期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的部委数量急剧增多。而部长和部机关人员的“质量”大约也以同等程度下降。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上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无论何时都有大量的官吏，他们能够败坏任何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和愿意帮助别人，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仅在农业中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到300万人（比美国农民总数还多）。一言以蔽之，经济不是像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人处处预言的那样，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展，而是按照“帕金森定律”发展——与部门和官僚的切身利益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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